對于一個信任法治、依賴法治的社會來說，這其中所涉及的問題相當重要，必須引起各方的警示。

此前引發(fā)持續(xù)關注的“河南村鎮(zhèn)銀行儲戶健康碼被強行賦紅碼”一事迎來了新的進展。（相關報道： 鄭州通報部分村鎮(zhèn)銀行儲戶被賦紅碼問題調查問責情況 ）

6月22日下午，據清風鄭州官微消息，經查，鄭州市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社會管控指導部部長馮獻彬，團市委書記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社會管控指導部副部長張琳琳，擅自決定對部分村鎮(zhèn)銀行儲戶來鄭賦紅碼，安排相關人員對儲戶在鄭掃碼人員賦紅碼。目前，當地已決定對涉事人員進行相應的黨紀政紀處分。

此事之所以引發(fā)關注，原因就在于，在當前的語境之下，健康碼對于每一位公眾而言實在是太過重要。它涉及公眾基本的生活，包括日常的出行等等。在常態(tài)化防疫的語境之下，一旦健康碼受到影響，當事人可能寸步難行，對生產生活無疑會帶來極大的影響，而這也關乎公眾基本權利是否得到保障。因此，當人們得知，健康碼可以因防疫之外的事被隨意“變紅”時，無疑感覺到了自身基本權利所受到的侵犯。

目前，當地已經對相關責任人予以處罰。而從這份通報所披露的一些細節(jié)，我們或許可以一窺“鄭州賦紅碼”事件之中所波及的范圍之廣。通報顯示，共有1317名村鎮(zhèn)銀行儲戶被賦紅碼，其中446人系入鄭掃場所碼被賦紅碼，871人系未在鄭但通過掃他人發(fā)送的鄭州場所碼被賦紅碼。這個數據是相當驚人的。試想，極個別官員“擅自作出的決定”，沒有任何法律支撐，就可以限制一千多人的人身自由，況且其中大部分人還不在鄭州，其中權力濫用的隨意性可想而知。

從這個角度去看，即便是現(xiàn)在當地已經對相關責任人予以問責，但事件背后所涉及“賦碼機制”的隨意性依舊需要引起相關方面的重視。對于一個信任法治、依賴法治的社會來說，這其中所涉及的問題相當重要，必須引起各方的警示。

此次當地對相關涉事人員予以問責，無疑是一個提醒——健康碼只能用于防疫，這條基本原則在任何時候重申都不為過。在此時，如何運用健康碼無疑代表著一種防疫運行機制是否完善和順暢，健康碼一旦被個別人濫用，超出防疫應有的范疇，那么顯然會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。

誠如通報所說的那樣，擅自對不符合賦碼條件的人員賦紅碼，嚴重損害健康碼管理使用規(guī)定的嚴肅性，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，是典型的亂作為。這樣的亂作為.終帶來的會是社會信任度的喪失，也會對當地的法治環(huán)境和營商環(huán)境帶來非常大的傷害。

說到底，在法治社會的語境下，健康碼不僅僅是作為一種“新生事物”所存在，它的存在也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管理與服務機制的產生。因此，健康碼必須要在法律規(guī)定的范疇內得到善用而非擅用，如果超出邊界，則會引起廣泛的關注、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。在此情況下，唯有及時對相關人員依法依規(guī)予以嚴肅問責，才能真正保障健康碼不被濫用，維護健康碼的嚴肅性和正當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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